楊小運:請獎我一輛永久牌自行車 |
應城網 2008-12-26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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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請獎我一輛永久牌自行車” ——楊小運回憶當年“私下”分田到戶
荊楚網消息 (湖北日報)。
“不把分的田收回來,就開除你母親的黨籍” 1976年我19歲,開始當應城市楊河公社六房生產隊隊長。隊里有24戶,110口人,250畝耕地。在那個“人哄地皮,地哄肚皮”的大鍋飯時代,不僅每年8萬斤的國家糧食征收任務完不成,每到青黃不接時,家家揭不開鍋,還要靠吃返銷糧過日子。1980年,我冒著被扣“走資本主義道路”帽子的危險,偷偷把田分到戶,當年就立竿見影,不僅完成了全年糧食征購任務,群眾還人均分了630斤口糧,父老鄉(xiāng)親第一次填飽了肚子,個個喜氣洋洋。 我分田到戶的消息傳出去后,有人指責我年紀不大,膽子不小,還揚言不把分的田收回來,就開除我母親的黨籍。我頂住壓力,請管理區(qū)、公社和縣里下來調查的干部到莊稼地里去看,去轉,去實地評判好壞。 事實勝于雄辯。1981年,我們空前大豐收,全隊共打糧食25萬斤,戶戶完成國家任務,家家超賣公糧,在鄰隊、鄰村和鄰近公社起到了極大的示范作用。從此,應城縣分田到戶,實行農業(yè)生產責任制改革,就像雨后春筍一樣不斷出現(xiàn),成為一股不可阻擋的潮流。
“超賣萬斤糧發(fā)票,至今保存在中國歷史博物館里”
1981年,我自己承包“分”得22畝4分田。由于精心耕種,細心管護,當年也獲大豐收。我家8530斤國家糧食定購任務,只用小麥和早稻就完成了。中稻、晚稻還可以收15000多斤,留下口糧和種子,可向國家超賣萬斤糧,這在當時湖北農村可是個了不起的數(shù)字?h里問我超賣萬斤糧有什么要求,我想也沒想就說:想要一輛上海永久牌自行車指標。這個要求在今天看起來不足掛齒,就是供應一臺汽車也不是什么難事?稍诋敃r計劃經濟時代,名牌自行車供不應求,一個農民要買到它是難以想象的。 那年9月20日,我請來灣子里的人,將曬干揚凈的谷子裝了70多個麻袋,推著7輛人力板車,浩浩蕩蕩地向公社糧站進發(fā),經過檢驗、過磅,共計交售糧食10380斤。 超賣萬斤糧的原始發(fā)票,至今還保存在中國歷史博物館里。
“我成了農民兄弟向工人‘老大哥’挑起競賽的典型”
時任應城縣縣長的范浩清滿足了我的要求,為我特批了一輛永久牌自行車,當時的價格是169元,現(xiàn)場采訪的媒體及時進行了報道。有著高度政治敏感的上海永久牌自行車廠廠長王永昌又攜5輛自行車專程來應城,提出再獎勵我一輛自行車,并說不要錢。我說,我們要的是指標,希望工人老大哥生產出更多我們農民兄弟需要的優(yōu)質產品。應城縣為答謝上海工人的深情厚誼,派出范縣長為首的代表團回訪上海,受到了上海自行車廠近千名工人和媒體的夾道歡迎。《人民日報》將此事上升到農民兄弟向城市工人老大哥“挑戰(zhàn)”,工人老大哥積極應戰(zhàn)的高度。由此,我的名字家喻戶曉。 自上海回來后,我于1981年11月出席了共青團中央召開的全國新長征突擊手表彰大會,并作為突擊手代表宣讀了《倡議書》,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葉劍英、李先念等親切接見。1983年,我被評為湖北省特等勞動模范。同年6月,我又當選第六屆全國人大代表。
“希望楊小運牌大米賣得好”
2002年6月,楊河鎮(zhèn)黨委、政府實施名牌戰(zhàn)略,以我的名字命名,注冊“楊小運”牌大米,并由鎮(zhèn)糧食儲運公司投入100多萬元,發(fā)展糧食加工。沒有想到,楊小運這個名字今天還能發(fā)揮余熱,為推動地方糧食產業(yè)發(fā)展及農業(yè)產業(yè)化經營作貢獻。 沐浴著改革開放的春風,30年來,農村改革取得了輝煌的成就,億萬農民逐步走向了小康生活,我也有幸見證了改革開放這一偉大里程。我深深地體會到,沒有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,沒有農村的改革開放,也就沒有我楊小運的今天,也沒有廣大農民的今天。 農村改革發(fā)展越來越好,希望“楊小運牌大米”賣得更好。(記者 郭習松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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